坚守与传承，把桩师傅胡家旺之二

　　1300摄氏度的窑炉前，70岁的胡家旺躺在竹椅上，多数时候是在一口一口地喝茶。到了温度攀升的关键时刻，他一声令下，旁边的窑工便知道添柴加火。他坐的这把椅子，任何人不许碰，一碰就代表他可以“下课”了。他一个人在这把交椅上呆了20几年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把桩师傅。​​

转折年代的坚守

　　走在景德镇街头，胡家旺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，身穿黑色夹克，走路慢条斯理；走进他的两居室，也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，甚至没几件瓷器，看不出他在陶瓷界的“江湖地位”。“只有在烧窑时，他才最有魅力。”古窑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此评价他。​

　　1958年，13岁的鹰潭人胡家旺小学毕业，家境困难，提着一个布袋子和一元多毛票首次踏足景德镇，花了两角钱住旅店，第二天投奔亲戚，就此和陶瓷结下一生不解之缘。​

　　少年胡家旺成了建国瓷厂一名陶瓷制作的学徒，尚不知烧窑为何物。烧水、扫地、拿饭，头一年他没什么具体的事干，没事还得给吃旱烟的师傅拿一杆，“尽是零碎活。”到晚上师傅下班后，他才能点着煤油灯偷师技艺，因为白天师傅把器具占着了。整整3年，本该活泼玩闹的少年找不到同伴，一天到晚蹲在坯房里，照顾六七十岁的师傅，一个月拿13元钱工资，其中的8块8还是伙食费。“冬天时就是两件单裤，有件空心棉袄就不错了。”胡家旺回忆那几年，说自己肚子老是饿得不行，“每月28斤米饭，没一点油水。”​

　　由于家里开过一个小店，胡家旺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。“成分”不好的胡家旺，1962年成为“统战对象”，在南昌当了6年兵。​

　　复员后，胡家旺再度回到景德镇建国瓷厂，却并未延续自己的陶瓷制作生涯，而是转去行政岗位，一直做到了团委书记。​

　　1976年，中国大局势剧变，胡家旺也走到了生命的转折点。31岁的胡家旺来到窑炉前，正式开始窑工生涯。那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，最大的已经上小学，最小的才1岁多。​

　　这时，建国瓷厂的柴窑没人了。民国时期，景德镇最火的时候曾同时开烧108个柴窑。而从50年代开始，资源短缺，柴火不够，曾有8个柴窑的建国瓷厂只剩下1个柴窑，其他都改成了煤窑。​

　　只是因为煤窑的技术没过关，烧不成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的高温颜色釉，建国瓷厂才因此保留了一个柴窑“独苗”。那时，柴窑被认为是没有前途、要淘汰的窑种，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授们在不断试验，希望能用煤窑和油窑取代柴窑。​

　　“烧柴窑是个苦活累活，既要脑力又要体力劳动，那时让一个人去烧柴窑有点‘发配’的意思，何况我还是个行政干部！”胡家旺说，当时烧窑这个工种没有人愿意干，“当时我文化程度不高，体力很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就一心一意认真做。”​

　　在瓷厂，很多人从业务岗位逐渐走到了行政管理岗位，而胡家旺恰好相反，从管理岗位调动到了业务岗位，而且还得从最低一级的工种学起。这一转变，或许会让许多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。而胡家旺却并没有消极看待，反而利用自己善于学习的优点，不仅成为了把桩师傅，还成为了众人眼中表达能力最强的窑工，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。说到自己清晰的思路和缜密的表达，他还觉得跟自己的行政干部经历有关。​

　　已到而立之年的胡家旺，一进窑炉就当最底层的一伕半，38块钱一个月，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，就在窑里搬运五六十吨重的匣钵，来回把它们举起来。“夏天窑里常常四五十度高温，一直光着膀子，短裤里能挤出水来。”那时，胡家旺一次能将百八十斤的匣钵举起来，“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一样。”到了如今近70岁的年纪，他还能轻松举起三个匣钵，每个都得二三十斤重。​

　　除了胡家旺，窑里几乎没有正式工，都是一些厂里照顾来的家属工。最高级别的把桩师傅，是已经退休又返聘的，已经70多岁了。可以说，柴窑人才青黄不接。“领导安排我过去，也并不是要我去振兴柴窑事业，只是让我去维持一下这个‘黄昏行业’。”​

　　由于工资少，在繁重的工作之外，为了维持家庭生活，每个星期天胡家旺一家人还得上山砍柴，挣得一些生活费。​

　　在从学徒到把桩的近15年的时间里，胡家旺潜心摸索烧窑的技艺，努力让自己对烧窑的各个环节都有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。“我什么都想参与，既观察天时地利，也没事就调配调配泥料，看看它们适合什么地方，需要什么样的气氛和窑位。”怀着不能让这项技艺失传的心态，他花了很多工夫去学当时基本上没人学的东西。​
“跟好多人对打麻将、下象棋痴迷一样，我对烧窑也很痴迷。”胡家旺介绍，那十几年他一吃完晚饭就坐到窑炉旁边，不断搞试验。有的人比他早进厂子十年，却被他超越了；有的人开始是他师兄，后来却变成了他的徒弟。​

　　只有小学文化的胡家旺，对现代科学也并不畏惧，他常看烧窑需要的流体力学等边缘科学的书，还请教做颜色釉的工人试验配方，因此可以领双份工资。“我从来不打牌，除了学习，还是学习。80年代我就接受采访，当时相当荣耀。”他认为自己能成为把桩师傅是幸运的，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工种，而他坚持了下来，还做到了创新。​
胡家旺说，自己也当过领导干部，但从小就不喜欢“参与政治”。“小时候家里成分不好，在仕途上觉得没什么发展，于是就想在技术上有所突破。”而当副厂级的调令要下达时，已做到把桩师傅的胡家旺还是想做技术工人，“干技术好，我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。”​

　　一步步向上爬的过程中，胡家旺也并没预见将来自己能成为把桩师傅，更无法预见17、18年后，国家还这么重视非遗，柴窑能重新受人重视。​

　　1989年，又是胡家旺的转折年，他惹出了一场小风波，却也一举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。当年古窑遗址复烧，将他借调了过去。当时建国瓷厂在重点培养一位人才，让退休的把桩师傅带了他两年。这位出生四大传统把桩家族的师傅比胡家旺还小5岁，在窑厂也干得更长。没想到，这时他自己却放弃了。​

　　此时，建国瓷厂柴窑要维持1000多人工作，把桩师傅不能青黄不接。于是，建国瓷厂想把借调到古窑的胡家旺调回建国瓷厂，培养当把桩。但是，古窑瓷厂不放。建国瓷厂不干了。厂里表示如果不放人，那么在古窑工作的建国瓷厂的老工人退休工资由古窑瓷厂来发。就这样，胡家旺才又回到建国瓷厂，把桩直到1995年建国瓷厂改制。那一年，随着建国瓷厂和古窑柴窑相继停产，就只剩下在古窑民俗博览区的那座大型柴窑——清代镇窑，这也是世界遗存的唯一一座最古老、最大的蛋形柴窑。